高存信将军

一、在父亲观念的影响下脱离东北军

提起高存信不得不提一下他的父亲高崇民。高崇民原名高恩俊，生于1891年，辽宁省开原县人，早年就读于奉天（今沈阳）省立农林学堂，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从沈阳农林学堂毕业，考取公费留学，东渡日本。到达日本，看到日本的繁荣，高崇民不禁感慨道：“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到一强国（日本），慨然有整理山河之志。”遂改名建国，字崇民，立志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而努力。学成归国的高崇民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名颇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1929年担任奉天省农务会会长、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

高存信生于1914年，1933年在其父高崇民的建议下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十期炮科学员。高崇民对蒋介石的为人十分不满，高存信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就对儿子说：“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国民党的一切罪恶都应归罪于蒋介石身上，不能信仰他。”

1936年6月底，高存信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沈阳东北军炮兵第六旅十二团一营一连。“七七”卢沟桥抗战开始，炮六旅奉命驰援保定。全旅官兵闻讯无不欢欣鼓舞，自从“九一八”事变丢掉家乡之后，东北军的官兵日夜盼望收复失地。怎奈敌我实力悬殊，激战数日后，国军溃败。

高崇民在张学良“兵谏”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兵谏”后的蒋介石对东北军怀恨在心，东北军的将士们对此个个心知肚明。面对二十多万东北军这样庞大的基数，蒋介石不可能全部处决，他只能采取逐步分化、打击、撤裁的手段。东北军炮兵旅、团的番号，就是在抗战过程中逐渐都被撤消了，这跟对待东北军步兵的办法是相同的。东北军炮兵大多数只是保留了营的建制，实际归属于中央军陆军师的建制，如胡宗南第一军，有些师属炮兵营，基本上是原东北军炮兵团撤消后的炮兵营。同时，蒋介石又把东北军的炮兵营长更换了十之八九，像锄草一样，把张学良培养的，在部队掌握实权的，直接带兵的干部连根铲除，这就是东北军的悲惨命运！

平汉线上的节节败退，高存信一路上目睹中央军丢盔卸甲，装备全丢光的情形。又想到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无情打压，使他依靠国军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彻底破灭了。十月初，传来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喜讯，接着八路军华北又取得了广灵伏击战，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等一系列的胜利，让高存信心中又燃起希望。他给父亲高崇民写了一封信，讲了他在平汉线作战的情况，并把自己打算脱离东北军，到八路军去抗日的想法告诉了父亲。高崇民对儿子的想法完全支持，亲自去向周恩来提出这个请求。周恩来当即表示欢迎，他了解到高存信是黄埔十期炮科毕业，又在东北军当炮兵，而八路军即将成立炮兵团，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当即写了封信给八路军总部。高存信于1938年初到达延安，成为抗大的军事教员。

1939年5月党中央为挺进东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养干部，在延安组建了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同年，高存信调到东干队工作。1940年12月底东干队在张学思带领下一行82人越过了平汉线，抵达了冀中军区所在地--定县甄村。到冀中后，张学思被分配到冀中军区司令部任参谋处长，高存信分配在作战科先当参谋，后任科长。

1941年在冈村宁次发动“五一大扫荡”，高存信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的考验。高存信是“桑园突围”的亲历者。1941年4月，日伪军发动2千多人对冀中十分区进行大扫荡。高存信随司令员吕正操率领的工作组去十分区慰问留在十分区坚持战斗的军民。在慰问途中的几十天内他们从高阳到容城一带多次与敌人交手，有时一天打几仗，有时一仗打几天，和敌人迂回往来。在他们进入白洋淀，辗转到达蠡县桑园时，又遭到敌人的追堵，处境险象环生。高存信遵照吕正操的指示，指挥了“桑园突围”，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凭借着沉着机智和顽强阻击最终化险为夷，保护冀中军区司令部成功突围。

1942年11月，鉴于冀中根据地逐渐缩小，高存信随部队战略性转移至冀西山区。1944年初，冀中形势好转。杨成武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员，（原冀中司令员吕正操被任命为晋绥军区司令员）林铁为政委兼区党委书记，原在冀西的冀中干部全部返回冀中。

二、陪同布鲁克·多兰在冀中战场上虎口脱险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反攻开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扩大，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派出美军观察组到中国共产党军队作战地区。经我党中央和军委的同意，于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全部人员来到延安。其主要任务是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角度，为盟军必要时到华北地区参加对日联合作战，做调查准备。

为了与美军观察组进行业务联系冀中军区于1944年12月成立了联络科，高存信任科长。联络科成立不久，就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对美军观察组人员，以礼相待，保障他们的安全，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尽量帮助他们搜集日军情况，有选择地介绍我军民抗战情况。

布鲁克·多兰上尉于12月底到达冀中，他原在美军陈纳德部队工作，童年在我国杭州待过一段时间，会讲一些中国话。杨成武接见了他，寒喧之后，杨成武问他：“多兰先生，此次来冀中什么要求吗？”“日本不行了，我们美国有力量，我们要在中国的渤海登陆，要在冀中实施空降，把日本人赶下海去！”多兰满脸自信地对杨成武说。言语间，流露出对本国装备和战斗力的优越感。他的优越感是深受在重庆时蒋介石的将军们跟他说过，八路军就是那几个人，那么几条枪，打几下就跑，没有多大战斗力之类的话的影响。

杨成武并没有在意多兰傲慢的语气，他胸有成竹地说：“八路军的战斗力怎样？请你亲眼看一看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1945年1月21日布鲁克·多兰（有文章译为布鲁克·杜伦）上尉由高存信等人陪同体考察冀中军区。多兰提出到七、八、九军分区进行实地参观。

石少华拍摄的地道中的多兰

他们按七、八、九分区顺序进行考察。

此行第一站：七分区介绍了敌后情况，多兰看了几个村庄的地道，特别是形式各样的洞口，如炕沿底下、锅底下、夹皮墙里、磨盘底下、水井里等几种地道口的地道，又让他钻了两条地道。多兰觉得利用地道作战很奇特，对地道口的选择伪装办法，赞不绝口，表示敬佩。参观时他都作了笔记和必要图示。七分区还安排参观部队，集合三十六地区队和安平县大队在北歧村打谷场上检阅，多兰看到检阅台前的战士，虽然身着冀中农民的服装，但一式日军装备，战士们个个士气如虹。队列式以后，又进行了射击、投弹、刺杀的表演。然后请多兰讲话，他非常激动，当他讲到：“我们美国要和中国配合把日本打下海去”这句时，赢得了战士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行第二站：高存信，多兰等人到了八分区机关驻地大曹庄（位于邢台市宁晋县）。八分区司令员周彪向他详细介绍了分区人民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情况，他听的很受感动。尤其听到饶阳县的妇救会张主任（此处记载名字不祥）被俘后，凭借着机智勇敢得以成功脱险时，多兰上尉要求见她本人，经过分区和联络科的安排，多兰见到了她。张主任向他讲了她被捕时同敌人斗智斗勇的经过。多兰边听边记笔记，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此行第三站：高存信，多兰动身到九分区，同行的还有冀中联络部副科长吴英民，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的摄影记者石少华等三人。那天天气异常寒冷，冀中大平原上万物凋零，呼啸的寒风吹在皮肤上犹如刀割一样。一行人穿着冀中农民常穿的深兰色棉衣，腰上缠着个褡裢，头上戴古铜色的毡帽，或是缠一条白毛巾。多兰也一样装束。只是他身材高大，费了很大周折，才给他找到一件特大号的棉袄。为了保密起见，自从多兰到了冀中军区，管理处就给他找了一辆花轱辘轿车，车上面有棚，还有深兰色的麻花布帘，行军时就让他坐在里面，防备被敌人认出他是外国人。多兰随身带的行李中，有军区首长赠给他的纪念品，如日本军大衣、手枪、战刀，有他自己的毛毯、照相机、皮包等。还带着一张地图，从延安到敌后的所到之处，都用红笔作了标记，用英文作了注记。

下午3点多钟，他们到了分区机关驻地--任邱县（现称任丘市）边关村。九分区早有准备，他们一到，立即分别住进了堡垒户家中。这一天是腊月初八，老乡们做了八宝粥，热情招待他们。吃完晚饭，由分区作战股雷溪股长，带领着参观边关村的地道。该村的地道修得比较完善，人可以直腰畅行，地道有通气孔、了望孔、射击孔，有干线、支线，能防毒、防烟、防火、防水，能容纳全村所有人员和几百人的战斗部队，而且地道是户通户，村通村，形成了能攻、能守的“地下长城”。雷溪在参观中一一跟多兰作了介绍。多兰不断地赞扬地道工程伟大艰巨！

参观完了边关村的地道就休息了，准备第二天一早去白洋淀考察冬天冻冰时淀面的承受力，能否停降飞机等事项。当睡到夜里快12点钟的时侯，雷溪股长来报告说：敌情有变化，河间和辛中驿的敌人都向这个方向出动了，分区机关要立即转移。多兰坐上花轱辘轿车跟着分区机关一同向东南转移，走了十多里，到了预定的宿营地，任邱县与河间县交界的皮里村的堡垒户家中休息，这时已是零晨2点来钟。

这家堡垒户条件不错，住一个四合院，北房和东西厢房都是砖砌平房。为了接待贵客，房东让高存信住北房，他们自己住东房。北房是一明两暗，多兰与翻译马振武住在西头，高存信和吴英民、石少华等人住在东头。地道口在这个屋的东墙上一张壁画后面，揭开壁画就是夹皮墙的洞口。高存信躺在炕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总隐隐觉得皮里村距边关村太近，不够安全，敌人要合击原分区驻地边关村，皮里村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果然，早晨5点多钟，村中传来了枪声，高存信从炕上一跃而起。当时大家都是穿着衣服睡觉，为了一旦出现危急情况，行动便利。高存信先到院内听听动静，听到敌人的骑兵已在院外街上向北打枪！他招呼多兰等人赶快到他屋中地道里躲避。多兰虽然从没有经历过钻地道的战斗，但也毫不犹豫地跟着其他人朝地道钻去，只不过他个子过于高大，洞口又小，被卡在了洞口。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前拉后推才把多兰拉进地道。此时，院内南边平房房顶上已上来了三个敌人，并分别向北屋、东屋射击。高存信向房上的敌人打了几枪警告敌人不能轻易进屋，当大家都进洞后，高存信又从窗口侦察敌情，发现房上又上来几个敌人，正在南房上对准北屋架机枪，院内也有几个敌人端着三八式步枪，气势汹汹地冲进北屋，随即北屋的地道口被敌人发现了。

高存信钻进地道后，走了约大七米，急转到右边小通道里去，遇到了他的警卫员和石少华以及两个参谋。一起又向前钻了三四米远，发现是个迷惑敌人的死洞，只有通气孔，这才醒悟，他们钻错了方向。进洞口向左，才是通向中心的地道，高存信内心很焦急，后悔自己到达宿营地后，没亲自下地道察看一下情况。幸好多兰他们钻对了。开始高存信几人想扒着土匍匐过去，结果不行。他们只好又折返到拐弯处观察敌人动静，打算伺机通过洞口下边再转移到左边的地道中去。这时洞口处日军正威逼伪军下地道，同时在虚张声势地喊叫：“你们已被发现，快出来吧！”接着向洞里甩了一个手榴弹。因为大家都躲在地道死角处，没有人受伤。当手榴弹爆炸扬起的烟刚一散，高存信瞅见一个伪军正被绳子吊下来，他的腿已挨着洞口了，高存信眼疾手快当即用驳壳枪朝他打了一枪，二次扣板机时，机头却被震下的土塞住扣不动了，他马上改用六轮枪又打了两枪，打中了伪军的腿部。受伤的伪军鬼哭狼嚎地喊：“不好啦！打着我了，快拉我上去。”上面敌人忙着拉他的时候，高存信等人利用这个空档，迅速通过洞下面转移到左边中心地道去，与多兰、吴英民他们会合到一起了。

当敌人发现多兰未能带进地道的照相机、日记本、标注着英文的地图等，判定进地道的一定有外国人。就集中力量设法破坏这个地道。敌人在地道口吃了一次亏，不敢再冒然下来，就在上面喊：“放毒气！投集束手榴弹！”由于高存信等人转到地道中部去了，敌人投下的手榴弹爆炸后，除震下许多土外，对里面的人别无损伤。敌人在上面又嚷嚷着：“放毒！”“放水！”“挖洞！”

敌人又想从另外的地方挖开地道，地面上敌人用镐、用钢钎穿挖地道的声音和日伪军打骂、吆吓群众的声音，地道内清晰可闻。少时，一股水从洞口又哗哗地灌下来，高存信等人用手挖土进行堵截，使水向支洞流去。水多时他们就在地道进行导引，使敌人灌进来的水沿着主地道流向低处，流入事先设计好的蓄水井中。敌人的水攻宣告失败。

过了一会儿，敌人又想出花招，用烟熏。他们将大量芦柴抛进洞中，点燃后冒出滚滚的黑烟，直向洞内灌，地道中高存信等人脱下身上的棉衣堵住支地道口，并用手挖土，把棉衣的周围埋好，同时把包头的毛巾拿下来，撒上尿，准备敌人放毒时捂在面部防毒用。硝烟从通气孔，嘹望孔缓慢地排出，对地道里的人没造成任何伤害，敌人的烟攻又以失败告终。

与此同时，在其它的地道口，战士们依托隐藏在磨盘下、墙角内、鸡窝里等处的射击孔展开了反击。赶来增援的高阳三区区小队和民兵也开始对敌进行袭扰……敌人的伤亡不断增加，他们的抓捕任务却毫无进展。到了下午五点左右，地面上渐渐沉寂下来。又过了不多时，地道中传来分区的通知：“可以出地道了，敌人已经走了。”

藏在地道里的人们一个个伸开了已经蜷曲麻木的腿，钻了出来。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出地道之后，高存信等人才知房东大娘未来得不及钻地道，敌人通过多兰遗留在屋内的东西，断定有外国人住在她家，就拿枪顶着大娘，逼她说出外国人藏身之地，大娘抵死不说。敌人用大刀向她砍去，她用手一挡，手指就被砍掉了，大娘昏倒在地……看着受伤的大娘，多兰满怀敬意地说：“冀中人民伟大！伟大！”

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也从另一个地道中钻出来，他和多兰亲切握手，关心地对多兰说：“你受惊了。”死里逃生的多兰激动地说：“我亲自体会了地道战！”

这时，大家看到魏司令员的爱人肖哲抱着一个小婴儿，面容悲戚地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原来是她的八个多月大的小儿子在地道中闷死了。原因是地道中黑暗潮湿，人多拥挤，空气稀薄，小孩子经受不住，不时哭啼，肖哲怕孩子哭声暴露目标，威胁大家的安全，就捂住孩子的嘴，在紧张的气氛中，原本哇哇哭闹的孩子没了声音，等危险解除后，婴儿也被活生生地捂死在了母亲的怀中……对于这件不幸的事，大家悲愤交加，更激起了内心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多兰了解此事后深表同情，连声说：“伟大！伟大！”他赠送了一柄荷兰的钢制匕首给魏洪亮留作纪念，并向他表示慰问说：“听说你的孩子牺牲了，我感到万分难过！”魏洪亮强忍着悲痛说：“谢谢你的关心，为了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我们已经牺牲了无数战士和老百姓，日军欠下的血债我们要向他讨还的。”

国难当头，无瑕沉湎于儿女情长。等分区机关的队伍集合起来后，大家迅速离开皮里村，奔向肃宁县北窝村。寒冬腊月的深夜，凛冽的西北风在冀中大平原上咆哮着，多兰因藏身的那一段地道比较潮湿，身上的棉衣不仅湿了，还沾满了泥土，被西北风一吹，棉衣冻的硬邦邦。当时也找不到给他替换的棉衣，他只能将就穿着。他来根据地后一直坐马车，没有徒步行过军，这时他也迈开大步与同志们并肩而行。

走了近40里地，到了肃宁县北窝头村分区教导队驻地。教导队烙了白面饼和炒鸡蛋招待他们，一天多滴米未进的几人，吃的狼吞虎咽，多兰更是连烙糊了的饼也吃的一点不剩……第二天，给多兰找来新棉衣棉裤换上。高存信和吴英民认为布鲁克·多兰已经暴露，不宜留在九分区，应先回冀中军区驻地。多兰听从安排，至于他要了解的情况，经商议决定，让石少华跟九分区的人去白洋淀调查了解，给多兰照一些照片带来。多兰到了冀中军区驻地，自豪地竖起大拇指说：“地道战！我是美国军人第一个参加者！”这个时侯的布鲁克·多兰没有来时的傲慢态度了，他动情地说：“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为了掩护八路军，自己挨打，手指被砍断，宁死不屈；一位分区司令员的夫人，为了顾全大家的安全，亲自把儿子的嘴堵住，直至窒息而死，这种老百姓真伟大，这种母爱真伟大，中国必胜，八路军必胜。”过了几天，石少华从白洋淀回来，向多兰详细讲述了白洋淀和保定敌人机场的情况，同时将拍摄下的照片交给多兰。多兰接过照片，如获至宝，连声说：“八路军英雄，八路军英雄。”

高存信陪同多兰在冀中军区考察期间在冀中军民齐心掩护下虎口脱险这件事，只是冀中抗战时期军民同心的一个小小缩影。在那段共赴国难的岁月里，“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已然成为每一位有血性的冀中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被敌人杀戮、镇压中，冀中军民团结一致抵御强敌，陷敌于人民的汪洋之中，这种饱经磨难，越挫越勇，越苦越团结的强大民族意识，又何尝不是我华夏民族赖以延续几千年的精神支撑！

作者｜刘亚宁 文章来源｜妖娆的野百合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