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生于明治十七年（1884年），东京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冈村宁次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等侵华日军同属十六期，是同期同学。日军侵华期间，他和东条英机以及合区川一起被称为日军三杰。

从小就接受军国主义思想浸淫的冈村宁次，二十三岁任步兵中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当时阎锡山、孙传芳等人都是该校学生，冈村宁次与他们有师生之谊。四十一岁任孙传芳的顾问，实则为日军搜集情报。四十八岁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次长，参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同年升为陆军少将，主持陆军现代化的研究，八月，又调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五十二岁升为陆军中将，任第二师团师团长。一九四零年三月，升任第十一军令官，指挥进攻武汉。一九四一年四月，调任军事参议官。五十七岁晋升为陆军大将。

冈村宁次会讲中国话，对中国的地理、风俗、民情，都十分熟悉，是一位“中国通”。凭借着突出的侵华战绩，在晋升和授勋时，几次打破常规。如按日军规定，中将晋级后，一年内不得任命为师团长，而冈村宁次晋升为中将后，虽即被任命为师团长。这样一个对中国有着深刻了解和研究，又有着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的老鬼子，对于中国的抗日军民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日军为了解除南进或北进的后顾之忧，加紧了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这一年，冈村宁次接替了因“囚笼政策”破产而被褫的多田骏，继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

一、推行的残忍杀戮也是把双刃剑

冈村宁次为人凶残虚伪，工于心计。刚一走马上任，就了因此号称“百万大战”的大“扫荡”，正是为了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他在战术上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点鳞式包围阵”。

一九四二年五月，他对华北实施大“扫荡”。就是这次大“扫荡”，让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在日军大圈套小圈的包围圈中一天跋涉一百多里山路，在易县花塔山梯子沟的惊险突围；让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敌人如影随形的围追堵截中迂回驰奔在冀中大平原上数天才在蠡县的桑园乡突围而出；让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在沧州肃宁县窝北镇雪村的战场上以死报国；让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钻到霸县马房镇村外的一座空坟中才得以躲避了敌人的搜捕……也是这次大“扫荡”使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被迫留少数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民兵就地坚持斗争，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北岳区和冀鲁豫等周边根据地。

这期间，冈村宁次还通过了“C”号作战计划，（该计划包含派遣特务队探查八路军总部位置，围剿并暗杀高级指挥官等内容）并亲自挑选精锐，组建“挺进杀人队”。冈村这个阴毒的计划使年仅三十七岁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麻田镇北艾铺村的十字岭不幸中弹牺牲。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在岗村宁次的指挥下，日军的暴行不断升级。他们还在华北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这个时期，日军所到之处用寸草不生，鸡犬不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来形容毫不为过。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敌人在易县制造了淇村大惨案。这天凌晨，盘踞在塘湖的敌人突然出动，把狼牙山下的南淇村和北淇村包围了。除少数乡亲在民兵掩护下跑出去外，绝大部分男女老幼被日军赶到一个大土场上。然后敌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除了扫射、活埋、刀砍、枪挑等惯用手段外，这次还增加了开膛破肚、用铡刀大卸八块、剜心、挖眼、活剥皮、喂洋狗、点天灯、滚水烫、毒气熏等。日军还逼着乡亲们跳入水井，不跳，就用刺刀刺、枪托打。他们把近百名男女老幼投入几口大井中，然后叫伪军搬来一块块大石头，将井口封死。土场上的乡亲见此惨状，有的怒骂不已，有的号啕大哭，哀恸之声，传出数里之外：日军还在光天化日下，凌辱妇女，屠杀儿童。他们用带钉的皮鞋踩烂婴儿的脑袋不说，还将其倒提着撕开两条细腿，扔在其母亲跟前。土场上鲜血流得到处都是，两个村子的房屋大部被烧光，几百名群众被残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九日，敌人在易县寨头村南、西、北三面分别挖了深坑，十多个提着战刀的骑兵围着村边巡逻。他们准备就绪后，逼问被捕的百姓，哪个是共产党？哪个是八路军？八路军的后勤供应站的驻地……见人们默不作声，日军拖出杏树台村抗日干部赵老景的妻子崔兰女，兽性大发地把她的衣服剥光，一顿毒打，一连打断了三根木棍。崔兰女被打昏在地，可是她一醒过来，就扎着爬起来，大骂敌人。敌人气急败坏，把崔兰女按倒在地，残暴地用用铁丝串起她的两个乳房，并连上锁子骨，然后又连刺几刀，兰女壮烈牺牲。她三岁的孩子也被刺死，母子一起被扔进杀人坑。接着，一、二十个抗日军民又被日军押了出来，站在土坑边。曾在战斗中负过伤的八路军战士小刘被敌人用铁鞭打得皮开肉绽，四次昏倒过去，仍然坚贞不屈。敌人要他说部队与供应站的下落，小刘只是怒声叫骂。敌人要活埋他们，他和乡亲们一道收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用脚踢，用头顶，用牙咬。但是敌人几十把刺刀一齐戳过来，把他和乡亲们刺倒后，全部扔进了深坑里。

傍晚，易县十几个村的游击组接到命令，火速赶来营救。敌人闻讯后，急忙退去。寨头村和杏树台村这两个村庄被敌人烧得只剩下半间房，就在那半间房子的墙角下，还躺着一个不个月、浑身是血的婴儿。显然，这是被敌人挑在刺刀尖上甩到墙上弄死的。他的母亲身上被捅了十几刀，躺在地上。她十个手指被割断六个。一个已经怀孕七个月的年轻妇女被压在路边的一块大石板下面，她是被日本兵奸污后，用石板压死的。

当时，九个大坑边上的土已被抗日军民的鲜血浸泡成红色的泥泞。后来，人们把受难者的尸体从土坑里一个一个地刨出来时，其景象惨不忍睹：有的被砍掉了头颅，有的被敲光了牙齿，有的被挖去了眼睛，有的被割去乳房，还有被开膛破肚挖去心……在这次大惨案中，晋察冀一分区七名部队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和抗日干部、游击队员惨遭杀害。

在大“扫荡”期间，侵华日军制造的诸如这样的惨案在华北地区都随时随地发生。

他们除了疯狂屠杀，在物质搜刮上，更是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扫荡”的鬼子一进村，身后就跟着什么“砸锅队”、“敛铁队”、“倒油队”，砸锅队负责把各家各户的锅给砸了，敛铁队负责搜集能找到的所有铁器，倒油队是专管搜倒各家的食用油和灯瓶里的煤油。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深泽县日军“扫荡”贾村，等鬼子走后村民们回家一看，村子四周及村内到处是火堆，烧的是各家的柴草、衣服、门扇、柜盖……院子里乱堆着烧焦的猪头，一团团鸡毛，大便、粮食，每家的锅和缸都有两个以上窟窿，每家每户几乎没一件完整能用的东西。

世代居住的家园，被日本人槽蹋得支离破碎。百姓们生活无以为继，活的艰难压抑，但压迫越大反抗越大。在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中，抗战军民时刻不忘血海深仇，想方设法的和敌人斗争，在硝烟弥漫，残垣断壁的家园不但洒下了无数抗战军民的鲜血，也埋葬了无数侵略者发臭的尸体。

在日军欠下累累血债的寨头村，游击组日夜等待报仇雪耻的时机。只要日军经过这里，必遭到痛击。一次是小兰据点的日军出来“扫荡”，被游击组的战士们迎头痛击，打死打伤二十多名敌人，还夺回了敌人抢劫的猪、羊好几十头。另一次，日军外出“扫荡”，又途经寨头村，被游击组战士们用土枪土炮和土地雷打的死伤三十多名。战士们用一具具敌尸，祭奠了在“寨头惨案”中的遇难者。

晋察冀一分区警卫连的陈永福，年仅十六岁，他到游击区破坏敌人电线时被满城日本宪兵队抓去，敌人看他年纪小，又听他说是八路军的炊事员，能炒一手好菜，就留在宪兵队当伙夫了。

陈永福表面上装得温顺乖巧，有几次日本宪兵队出去“扫荡”，据点只剩几个人，陈永福仍然老老实实地买菜、做饭，没有任何反常举动，敌人对他慢慢放松了警惕。

这一天，日本宪兵队又出动了，据点只剩下日本宪兵队长金山等几个人。陈永福就利用做晚饭的机会，弄了不少酒，炒了十几个菜。金山和一帮日本特务、汉奸大喝一通之后，纷纷入睡。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陈永福提着磨得异常锋利的杀猪刀，悄悄摸进了金山队长的房间，奋力朝他的咽喉猛砍几刀，金山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了。陈永福用毛毯把金山的尸体盖好，从墙上取下日本指挥刀，走出房间，把房门反锁上。就这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杀，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锁好门，先后用一把杀猪刀和两本指挥刀，把留守在据点日本人和汉奸全杀死了。天快亮时，陈永福脱下溅满血迹的衣服，换上日本军服，腰间别上两支驳壳枪、两支手枪、一支盒子枪以金山的名义给城门守敌挂了个电话，说宪兵队有人有紧急任务要出城，骗宪兵开了城后，推着自行车就出了城。

等敌人发现他杀了人后，追出来已经晚了。活动在满城县外围的侦察连和游击队听到枪声，连忙赶来截击敌人，把陈永福带到安全的地方。

冯亚钧，是安国伍仁桥镇的一个理发手艺人，三十多岁，大“扫荡”以来，他耳闻目睹鬼子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心里憋着气，总想杀个鬼子报仇。这个镇子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有个叫皇代子的伍长，二十来岁，罗圈腿，矮个子，比三八枪高不了多少，可杀中国人来却异常凶狠。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天，正逢伍仁桥镇集，很多百姓都来赶集。皇代子在集市上耀武扬威，看见喜欢的东西就拿，百姓们对他敢怒不敢言。在集上逛了一圈，皇代子手里提着只大公鸡，嘴里还啃着个猪蹄，找冯亚钧剃头。冯亚钧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说：“太君，今儿集上人太多，这儿太乱，到大乡公所去理吧。”皇代子欣然答应，到了乡公所，找了个清静地，冯亚钧一边给他剃头，一边和他聊天，以麻痹他的警惕性。皇代子正夸冯的手艺好，冯亚钧顺口说了句：“今天会更好。”说着手上一用力，剃头刀就把皇代子的颈动脉割断了。外头伪大乡宋乡长，拎着水壶还来给皇军送水，一推门，蓦地瞧见皇代子像头死猪似地躺在地上，冯亚钧正在换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立刻明白了，便说：“你这宝刀又给咱中国人出了口气，可你该早说一声，咱好准备，是信不过咱怎地？”冯亚钧忙说：“要信不过还到这儿来宰他？”说着挑起理发担子，说声：“那东西和以后的事，就请你们处理吧。”然后大步流星出了门，投靠安国游击队去了。估摸着冯亚钧走远了，宋乡长才找鬼子报丧去了。

日本人在深县马堡村“扫荡”时抓了村里十五个青年，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这些青年逐个按进水桶，活活闷死。当日本人正在淹第七个青年时，平时胆小怕事的农民们再也忍受不住了，突然有人高喊：“跟小鬼子拼了。”人们眼里露出杀气，吼叫着，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拿起板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疯了一样，以血肉之躯冲向日本人的刺刀、机枪，前边的倒下，后边的冲上来，直到把十二个鬼子打得血肉模糊……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日军对抗战军民残酷的屠杀，使他们同仇敌忾，全民抗战的阵营已悄然把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中。

二、令中国人意难平的“善终”结局

一九四五年年八月十二日，岗村宁次接到东京发来的密电，电文称日本准备投降。他如遭雷击，立即发电报请求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

一九四五年九月，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终因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接受了日军大势已去的现实。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被中国政府软禁在南京。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冈村宁次摇身变成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秘密军事顾问。为剿共出谋划策。他根据抗战期间与八路军作战经验编纂的《剿共指南》，被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二战结束后，盟军在东京开庭，审判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以绞刑。一九四六年，法庭两次发出传票，敦促国民政府交出冈村。蒋介石一直置若罔闻。

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政府迫于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将冈村关进战犯监狱。五月，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将冈村送交上海军事法庭审判。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军事法庭在蒋介石的干预下，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这一结果，不但出乎国人意料，连冈村宁次本人也始料未及。一向以沉着老辣著称的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突然接到这一可喜的令，心情反而紧张。”又是忙着收拾行装，又是急着联系汽车，二十九日早，搭乘美国船回日本，“由于匆忙动身归国，竟未领取国防部的判决书。”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他还庆幸地写道：“我再次幸免于难，过去不止一次免于难，可谓幸运儿了。”

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他还提到无法理解自己被列为一号战犯，并振振有词地说：“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管细川中康中将。”他说中共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一九四九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

坏人是缺乏自我认知的， 这世上极少有人亲口承认自己是坏人。就像季羡林老先生说的：“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

一九六二年，岗村宁次的儿子岗村忠正暴病而亡，晚年丧子给七十八岁的冈村宁次带来了极大打击，使他为此卧病在床四年。一九六六年，岗村宁次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虽有许多国人认为晚年丧子是冈村宁次的因果报应，但比起来那么多死在日军屠刀下中国老百姓的儿子，他和他儿子的死亡仍算善终。这位一声令下让中国几十万生灵涂炭，所过之处，把中国的城镇村庄变为焦土的战争狂魔，历史上最让世人咬牙切齿“慰安妇”制度的推行者，临死前几年还依然认为自己是“日华提携”的人。

只能说，冈村宁次受到的把占有别国资源，统治其他民族称之为“圣战”的教育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他的血脉里了，在他潜意识里仍然认为，强者欺侮弱者是天经地义之事。

这个曾经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人已经离世近六十年了，但那累累的惨案还依稀如昨。冈村宁次指挥的“五一”大“扫荡”之血腥之残酷即便是和中国各个时代的异族入侵相比，也是罕见的。

我们要铭记历史，不要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要单纯把这个人定位为作恶多端的杀人狂魔，去全盘否认当这个人。当年，彭德怀就曾经总结出冈村宁次的诸多优点：“岗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 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 ‘维持’, 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当面对比我们强大的劲敌，去研究他，学习他，然后超越他。若自身不强大，再大的仇恨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自身足够强大，才有选择和平的权利。那段刚过去不是很久的被侵略史告诉我们：人，一旦沦为亡国奴，就会被侵略者视为低等人，尊严、自由和生命都随时会失去，更会像猪狗一样被任意凌辱，像斩瓜切菜一样被随意宰割。(此文参考书目：丁晓山《鬼子进村》《杨成武回忆录》等）

作者｜刘亚宁

文章来源｜妖娆的野百合公众号